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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危机”制约农业产业化经营

“同时合同危机”制约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字号龙头企业与农民之间产生的“合同危机”，已成为制约当地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一个难题。

－－龙头企业：“农民履约意识太差”

一家食品有限公司去年建基地３０００亩，其中在某镇有３００亩大葱基地，公司要求农民１１月初至１５日收购完毕。可大葱长得不够粗，直径达不到１．７－２．５公分，公司就没有收。农民到公证处告状，最后公司只好到１２月初以每公斤１．１０元的最低保护价收购，卖到日本后公司新变化催生新标准净赔了５万多元。公司经理说，市场价格高的时候，一些农民不讲信用，不愿卖给你；市场行情不好时，即使他的产品不够标准，也要你按合同保护价收购。本来是对双方共同约束的合同，现在看来往往对企业约束力强。另外，在纠纷中受同情的往往是农

民，而企业的利益往往受忽视。

山东某镇镇长认为，这种现象确实比较普遍：市场价高，该材料的显著优点是翘曲伸缩度极低、阻燃性能高就是深夜２点农民也把东西偷偷卖了，只剩下不好的，说就种了这么多。他举例说，１９９９年，大葱价格卖到１．６０元１公斤，农民不愿履行合同卖给企业，最后只好由镇政府与农民的签约公司协调。

－－农民：“合同是加工企业沙坝榕手中的泥巴”

采访中亮叶芹属，农民对龙头企业的意见也不小。一个村支部书记说：市场好时，加工企业对收购标准“掐”得很松，市场不好时就“掐”得分外严。而在合同中对收购标准不体现或体现模糊，是企业为自己压级压价“留后手”天蓟，所以农民对合同没有安全感。一位农民把合同称作是“加工企业手里的泥巴，对农民怎么揉怎么算”。２０００年这个农民种了２亩葱，到抽样选取时，他简直傻了眼：２米之中定植６６棵，结果最后达到标准的只有３棵，合格率还不到５％。

－－采取多种方法化解“合同危机”

针对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出现的“合同危机”，有关方面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解决：

一是成立两类协会，走“公司＋协会＋农户”的路子。

首先是通过选举绵毛柳产生纯民间性质的加工出口企业协会，由它制订章程和自律公约，规定企业对农产品收购价的最低保护底线和对外出口的最低价格底线。对违规企业，以协会名义在媒体曝光和给予严厉的经济处罚。

其次是通过选举产生纯民间性质的农民协会组织，由协会组织农户与企业签订合同，在保护农民合同权益的同时，也约束农民守信守约，对违约的农户也以协会名义曝光和给予经济处罚。当前多数企业采取与村委会签合同而不直接与农民签合同的做法，实践证明也达不到协调双方利益冲突的目的。

当这两个协会运作起来后，县乡政府则要担当起“裁判员”角色，不偏袒和干预任何一方，让企业和农民成为守法守信的主体。

二是鼓励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建立工厂化农产品生产基地。由企业到农村租赁土地，出种子、农药、化肥，出技术员驻基地，雇用农民生产，发给农民工资。今年安丘东方红食品公司就采取了这种形式，在景芝镇包地１５００亩。这种模式既无“合同危机”之弊病，又从生产全过程保证农产品的质量，比如农药、化肥残留不超标等。

三是规范龙头企业与农民的合同。制订合同时企业要充分听取农民意见，对收购标准要细化、明确化。另外在合同内容中，要规定最低保护价，但不设最高限价，收购时随行就市，这样更利于农民放心和守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