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农人的三农理想追梦田园深耕蓝海长生草

中国新农人的三农理想:追梦田园深耕蓝海

IT人士张弛：让夏日百合触网怒放

半月谈记者来到四川邛崃固驿镇新农人张弛经营的农业基地时，他正细心察看泥土里新发的百合嫩芽，这批种子是去年12月份种下地的，如今正是破土的关键时期。

张弛曾供职于北京一家知名IT企业，深谙互联网和新媒体运营之道，年薪不菲。但2012年他毅然投身农业，拉着几个小伙伴在四川成立了理想丰满农业公司，种起了百合。“去新疆的一次旅行，让我对农业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一望无际的农田给我带来巨大冲击。和之前在北京大楼林立的环境相比，我突然觉得，应该把理想投向更广阔的土地。”张弛说。

近年来，有不少企业大佬纷纷下乡种地，褚橙、柳桃和潘苹果的大卖让农业大热，但大佬背后毕竟是普通人所不具备的充沛资金和品牌形象。

张弛有自己的研判：“在农业迎来变革的时代，传统的大和强不一定是绝对优势。农业缺的不是资本，而是更有效的项目经营，这和互联网精神相通，要深刻理解市场和客户，借力外部资源。”

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张弛最终锁定具备高附加值的药食两用百合作为突破口，以互联网模式搭建技术团队和公司架构，制定出崭新的新媒体营销模式和产品质量控制方法，正是这份商业计划书赢得了100万元风险投资。

“夏季，百亩百合同时开花观赏性极强，适合打造‘百年好合’婚庆主题农业休闲观光，形成区别于传统农村旅游的客户体验;秋季，百合根供药用和食用，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及B2B整合营销平台，跨过中间环节直接面向优质客户建立营销渠道。”张弛对此胸有成竹。

2014年是张弛公司开张的第3年，已经开始盈利。这一年，张弛招兵买马，分别在京东和淘宝平台开设店铺，传播品牌。除了经营自家的百合产品，还整合了新疆的核桃、大枣、葡萄干等优质资源。虽然张弛的百合走货主要靠线下，但线上客源销量已接近20%。张弛说，他们正在谋划在下一季百合销售中运用众筹的方式进行营销。

除了核心技术环节，张弛的百合种植基地从下种、覆膜，到除草、施肥，再到收挖、规整土地，全部交由当地传统农民来完成，并支付工资。张弛介绍，常年用工加上季节性用工，以及土地流转费用，公司2014年共向150多位当地村民支付了31万元费用，助其增收致富。

经过多次对接谈判，张弛的公司在2013年底顺利引入新投资。2014年的财务数据出来后，张弛着手进行第三轮融资：“现在公司股份比以前更值钱了，也就有了更多的融资来源可供选择。”

但张弛并不满足：“自己的力量肯定是小的，除了有计划、有团队、主动对接资本，还得有合作。”

在大众创业时代，许多像张弛一样的新知识青年正掀起一股新的下乡潮，将全新思维运用到现代农业发展中。“互联网不只是渠道和工具，更是一种创造的精神和创新的力量。”张弛说，他们的创业梦正在广袤的农村大地像夏日百合一样自由绽放。

女博士后石嫣：从“小毛驴”到“分享收获”

“我叫石嫣，是个种菜的。”一手拿着一棵白菜，石嫣站在“分享收获”农场的地头告诉记者。大白菜是北京冬天的主打蔬菜，在菜市场里，一棵大白菜的价格在3元左右，“而我们农场的大白菜，一棵将近30块钱。”

尽管菜价不菲，消费者对石嫣的大白菜却十分买账。北京市民胡方静每周六都能收到农场配送来的各种蔬菜，为了刚满两岁的儿子吃得放心，她在去年成了预付年费8000元的会员。每斤均价15元的菜价，比起农贸市场和超市里的普通蔬菜，价格贵了2至3倍，但食品安全令她放心。

2012年5月份成立至今，像胡方静这样的家庭会员，“分享收获”已拥有1000多户，石嫣的团队为他们每周配送一次应季蔬菜，每次8斤或10斤。

“分享收获”是石嫣在北京创办的第二个CSA(社区支持农业)农场。CSA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模式，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瑞士。基于相互信任，消费者预付1年费用，购买农民1年收成;农民则按照承诺，完全不使用化肥和农药，保证农产品的纯天然无公害，而作为中间人的经营者定期将农产品配送到消费者家中。

这几年，石嫣的学习与工作一直围绕着农业。2006年，她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读研究生;2008年，获得直博资格的她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农场“洋插队”6个月，学习美国“社区支持农业”的经验;2009年，在导师温铁军的支持下，石嫣在位于北京凤凰岭脚下的“小毛驴”农场开辟20亩地实践CSA项目，担任农场的主要负责人。随后，她成为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

石嫣说，团队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梦：“每5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1亩土地脱毒;每1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一个农民有机耕作;每10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5个年轻人留在乡村工作;每100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有一个更可持续发展的乡村。”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已开办了500多家CSA农场，此外，还有数千个家庭农场正在参照CSA模式运营。2015年11月，北京将在顺义区举办第六届世界CSA大会。石嫣希望能够借此给国内农业发展带来更多经验，也让其他国家的农场主、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了解中国的农业现状。

返乡女大学生胡娟：湖畔“鹅司令”

“湖广熟，天下足。”27岁的胡娟，家在洞庭湖畔的益阳市区。2011年，她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学的是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找工作没有太大压力，同学们择业大多对口进入飞机制造中心，或者是卫星发射中心。

胡娟说，她不喜欢大城市的嘈杂、冷漠、快节奏，而对12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洞庭湖畔的农村老家非常怀念。

“小时候在农村，到处都很热闹，生机勃勃，和和睦睦。现在回农村一看，只有老人和小孩，大白天都难得听到一些声音。年轻人都离开了，农村越来越破，越来越冷清，我希望能回到那里，看能不能做点什么。”

经过多次考察后，胡娟选择了洞庭湖畔的一个江心小岛养鹅。“我通过网络查询，又请教了一些专家，知道禽类中鹅的发病率最低。”

毕业3个月后，她注册了恒萧鹅业养殖有限公司，在占地约200亩的小岛上，前后投入10多万元，开始搭建鹅棚，种植牧草，改造低洼地。

为了省钱，她没有修建人住的房屋，而是临时居住在一艘小船上。风浪一起，晃晃悠悠得很不舒服。2011年11月，她引进了2000只鹅苗，开始培育饲养。

胡娟回忆说：“那段时间最辛苦了，我从小到大都没吃过那样的苦。”时值严冬，为了给鹅棚保温，她和工人们要点起多个炉子，24小时保持炉子不熄火。她和两个工人轮班，常常凌晨五六点起来去捡拾枯枝烂叶作柴火，给小鹅喂饲料、加水。睡觉也不敢睡得太死，生怕有什么意外出现。

小岛四面环水，江上的风带着阴冷的潮湿，寒气入骨。创业之初的那个冬天，胡娟两个多月没有离开过小岛。第一批小鹅出栏，卖到了8块多一斤，平均每只有十四五元钱的利润，胡娟心里的高兴赶上了当年考上大学。

新的一年开始了，她告诉记者，等坐完月子后，她准备“重出江湖”。“过去什么都不会，现在苦也吃了，经验教训也有了，我相信自己能够在农村做出一番事业。”

大学生村官赵元剑：带动年轻人返乡创业

2008年，湖南科技大学金融系毕业生赵元剑来到了益阳市资阳区流源桥村，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他说：“我对农村、农业很感兴趣，所以决定来做村官。”

刚开始，赵元剑看着冷清的村庄，非常着急，担心自己在这里混日子，浪费青春年华。幸亏村里有3家农产品加工企业，还有一些在外不如意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工作。赵元剑跟他们接触后，了解到他们也有同样的困惑：想在农村做一番事业，但又没有方向，缺少技术和点子。

赵元剑借助大学生村官平台，在村里开起了免费的农业培训班，请来农技师上课。利用这个课堂，赵元剑和村里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搞起了创业策划，动员4位农民成立了益阳市江南农林合作社。流源桥村有种植苗木花卉的传统，但一直属于各家各户单干的模式。合作社起步较为艰难，但很快就展现出其优势，一年下来让合作社成员收入增加了2万元。

实惠显现后，其他农户都纷纷找上门要求加入合作社。“当时特别感动，能得到村民的信任，比赚到钱更有成就感。”赵元剑说。此后，他又和村里一帮年轻人筹建了休闲观光农业园，农产品加工企业也增加了10余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

村民经济生活改善后，赵元剑发现他们的文化生活很欠缺，娱乐活动大多是打麻将、打牌。赵元剑与村干部商量，组织成立起女子腰鼓队，组织村民跳广场舞，并请来专业的教练，村民再也不愁没事干了。

“农青F4”：4朵奇葩光荣绽放

“千万不要小看奇葩，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都是奇葩。”他们给自己起名为Farmer4，又称“农青F4”。

这是4个脚上沾泥的青年男子——维吉达尼创始人刘敬文、火山村荔枝创始人陈统奎、乡土乡亲创始人赵翼和新农堂创始人钟文彬。这4个分别在深圳、上海、北京和杭州生活的青年，在各自的轨迹上运行一段时间后，最终都投身农业。

赵翼，4人中唯一农业专业出身，曾在中国农业大学学习生物科学，后来创办“乡土乡亲”这一茶叶品牌。他打造了一条透明溯源的产品供应链，实现生产者实名制，并招募了400位处女星座的网友充当监督人，立志售卖海峡两岸无农药的安心好茶叶。

“我们4个人中，只有我返乡创业，回到的是自己的故乡。”陈统奎的家乡——海口市博学村，是个古村落，仅有300余人，村里的土地被火山岩覆盖，可谓贫瘠。他返乡创立了火山村荔枝品牌，向外界出售村里的古法种植荔枝。他说，火山岩泥富含矿物质，种出来的荔枝是世界第一棒的。

新农人，大多是有着乡愁的那些人。钟文彬还记得自己故乡浙江临安夏夜的蛙鸣，还有漫山遍野的竹林、茶叶。不过，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他回老家的次数变得屈指可数。村边新建了个电镀厂，污染了水土。他说，自己的故乡在心里，实际上已经回不去了。

“农青F4”中，其他3人都是直接和土地打交道，只有钟文彬不是。他曾考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后退学，又考上浙江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选择挣快钱，而是选择创立新农堂品牌，搭建新农人的学习交流平台。钟文彬说，自己终于在30岁时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刘敬文曾总结4人的共同之处：听从内心声音，不愿意沿固定的人生轨道滑行。创办维吉达尼，可以说是刘敬文随心而行，误入“桃花源”的结果。这位年轻人说起自己在新疆的两次迷路经历至今感慨，其中一次因为迷路，遇到了阿吉老人。“老人驾着驴车带我们去看小圆枣林子，沿路的风光美得我们想哭。”

维吉达尼，是维吾尔语“良心”的音译。刘敬文在新疆成立农民合作社，通过网络帮助农户售卖干果。刘敬文说，合作社现有2000户合作农户，这些维吾尔族农户不懂汉语，从来没见过互联网，生活在一个似乎不可企及的地方。可是，就是这么奇妙地被连接在了一起。

新农人正向我们走来，挟着春风，步履铿锵。一直关注新农人群体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认为，2013年可以说是新农人元年，新农人群体在这一年以不同于传统农民的姿态闪亮登场。

而在新农人联合会创始人毕慧芳看来，四川是全国首个提出新农人概念的省份，新农人联盟则最早出现在辽宁。

何谓新农人?他们到底因何而来?要走向何处?

从纵深审视，新农人是在与传统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对比中而凸显不可比拟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特质。

按照维基百科定义，传统农民指的是以农业为职业的人，包括以种植业、畜牧养殖业、林业等自然经济产业为职业的人。自给自足是其主要的经济活动模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其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家庭制是其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指的是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居住在农村或集镇的农业从业人员。

相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新农人是一种突破。在这个全新时代，农人一词被赋予全新的概念和意义。新型职业农民强调的是对现代农业生产技能的掌握，这是其核心特征。而新农人到底有哪些核心特征或者说核心基因呢?目前正在热议，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新农人联盟发起人“野地里的辛巴”总结出新农人的四大核心价值观：新跨界、新思维、新技术、新流通。阿里研究院分析认为，新农人存在四大共性特征：互联网基因、创新基因、文化基因、群体基因。

半月谈新农人调研小分队结合在各地的调研实际，进一步将新农人群体核心基因概括为四大基因：蓝海意识、生态理念、互联网思维和自组织性。

蓝海意识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分析，新农人有可能成为继上世纪50年代军垦转业、屯垦戍边，文革后期知青上山下乡后农业人口结构变化的“第三次浪潮”，但是又不同于前两次。因为无论是军垦人转业，还是知青上山下乡，大多数人从事农业不是自己的选择，是组织安排的。但如今新农人不同，他们以农为业是自己的选择。他们有一种对农业新市场发掘的追求，即开拓所谓的“蓝海市场”。

清华大学教授沈阳亦将“定位蓝海市场”列为新农人的六大特点之一。

在浙江宁波富叶农场负责人叶凯峰看来，人生的事业要放在具有成长性、前瞻性的事情上，现在介入现代农业，就是蓝海拓荒者。“以精细化的生产过程来强化农产品的绿色、安全，这是很有潜力的朝阳产业。”叶凯峰说，谁先在这个领域占据先机，谁就是未来市场的宠儿。

在立体栽培的蔬菜卖到10元一斤之后，叶凯峰正谋划用手机APP精准营销自己种在“空中”的青菜，抢占现代农业先机。

35岁的刘小愿曾就职于知名外企，做过高管。2010年，他看到蕴藏在农业中的无限商机，毅然辞去工作，回村一头钻进山洞中，开始了山洞种蘑菇之路。

半月谈记者在北京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坟庄村的废弃山洞里，见到了刘小愿。与传统的大棚种植相比，山洞种植的好处可谓多多：不占用一分地，免去大棚生产的高成本;蘑菇生长全靠纯净天然的地下山泉水;不受任何病虫害的干扰等。如此原生态种植，使得这里的蘑菇朵形好、色鲜肉厚、口感细嫩。刘小愿介绍，下一步，他打算利用山洞的空间优势，发展立体种植，届时，收入可实现翻一番。

在江苏省昆山市上昆氏精致农业有限公司，朵朵梨花含露绽放，吸引远近游人前来赏花踏青。而这里出产的蔬果更是网络热销品，常常遭遇抢购。很难想象，将农业经营搞得如此红火的，竟是一位来自我国台湾的心理学博士——黄旭恒。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执教于台湾阳明大学。

有人说农业是夕阳产业，黄旭恒对此并不认同。他说：“每个人的每一天都离不开食品，因此农业永远是朝阳产业，关键看怎么做农业。”作为公司总经理，黄旭恒从一开始就为上昆氏制定了高科技种植与观光经营相结合的“精致农业”发展之路。梨要严格实行“计划生育”，3年的梨树只允许结35个梨，以确保品质。

借鉴台湾经验，黄旭恒还在上昆氏展开观光农业的尝试，果树下面都种上了草坪，几乎看不到裸露的泥土。在果林间隙或草地上，看似不经意地点缀着小木屋、长廊、秋千等休闲设施，活似一个休闲度假村。

“深耕”至今，上昆氏开拓了20多个分部，包括5万亩的河北基地和17万亩的重庆基地。“从事农业以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亲近土地、拥抱自然，带来无以言表的身心愉悦。”黄旭恒希望，“将昆山经验推广到其他分部，让更多人认识精致农业的魅力，参与到与土地亲密接触的队伍里来。”

“业态的创新总是通过对固有业态的衔接、新技术手段的运用、新需求的发掘得以呈现、发展。”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副校长吴国强表示，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精致农业、自然农业、智慧农业、城市微农业、一体化农业等新理念的出现，多出自新农人的引领和推进，体现出他们对国际时尚农业的借鉴。

生态理念

美食是骨子里的乡愁。随着城市高速扩张，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不断增加。食品加工和保存技术虽然日新月异，但食品安全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新农人联合会发起人毕慧芳说，新农人要拥有新农人的灵魂，那就是生态自觉，在食品安全链条上必须是“零作恶”。所有在农业产业链条上工作的人，都可凭借生态自觉和爱心、认真事农的善举，成为新农人的一员。

郑翔，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最初的梦想是能坐进实验室，研究农业新技术。可到农村实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由于年龄偏大、理念陈旧，部分农民依赖使用化学药剂解决蔬菜病虫害，一些先进理念、绿色防控技术难以落实到田间地头。郑翔琢磨着：“我们为什么不能成立一支专业从事病虫防治的队伍?”

在北京市植保站的支持下，2013年，郑翔和10多位志同道合的80后、90后一起，组建了全国第一支蔬菜病虫专业防治服务队——蔬菜病虫防治“飞虎队”。“飞虎队”开出的治虫药方与众不同，常常没有任何化学药剂，尽是像芥末、天然菌类这样的平常之物。用队员们的话说，“一物降一物”，这些看似寻常的东西，其实是大自然赐予的杀虫良药。

起初他们的这些另类做法并没有得到农民的信任，总有人会用怀疑的语气惊叹：“芥末也能杀虫?”队员们决定打造一块样板田，他们在密云县太师屯镇城子村租下了150亩菜田，专门种植人们公认难防虫害的韭菜。

走进这块样板田，处处都是小发明、新亮点。温室里，不仅装有韭菜专用诱杀灯，还请来了寄生线虫帮忙杀灭韭蛆，进行了全程绿色防控。

“飞虎队”专业病虫害防治成果逐渐显露，经延庆县北菜园蔬菜合作总社等多个基地的数百个温室、大棚验证，在他们服务的专业化防控示范区内，病虫害明显降低，每亩增加蔬菜产量300公斤至500公斤。

种最好吃的葡萄，这是浙江台州市天台县“葡萄大王”葛凌腾的追求。为了品质甚至需要牺牲产量。有一年四五月间，一场倒春寒让葡萄挂果不均匀，出现了大小果。员工都说，价格低一点这些葡萄还是能卖出去，但葛凌腾一定要将所有葡萄剪掉。“宁可不卖，也不卖不达标的葡萄。”葛凌腾说。

半月谈记者调研中了解到，一批新农人率先建立了现代化的食品安全溯源系统，当食品质量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标签上的溯源信息(如二维码)进行查询，明确法律责任，从而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杜志雄评价，新农人是一群生态自觉者和产业探索者。他们带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生产方式转化和生态农业技术运用，引导农民走上生态农业发展之路。

新农人YOYO在博文中留言：转变为新农人之后，收获了一份难得的安宁和恬静。只是每天起床看到新发芽的菜地和愈发青绿的黄瓜，就已经感觉内心充满了力量，这是很久都不曾有的清灵。

互联网思维

在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新农人研究报告(2014)》中，互联网基因被视为新农人的最核心基因，是区别于传统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最大不同点。新农人被定义为互联网赋能三农、与三农有机融合的产物，是农民群体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和众多80后一样，海南新农人吴家元的生活中离不开手机、电脑、网络、微信、微博。2014年5月，海南澄迈县大丰镇出现了大规模的冬瓜滞销，当农户都在为销售发愁时，吴家元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发布：“让我们来一起帮一帮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白莲的瓜农吧，大家都盼有老板尽快来收购冬瓜，能够少亏点。”

没想到这条微信和微博被大量转发，引起了当地政府和媒体的注意，随即，一场“买个爱心冬瓜，免费送货到家”的扶助瓜农行动在线上线下同时发动。最终，滞销的近万吨冬瓜很快被销售一空。

早在开业之初，四川大唐开心农场负责人唐俊就联合一些当地媒体、自驾协会等共同做一些活动进行营销。唐俊本人也是活跃在四川乃至全国范围的新农人积极分子。以“四川狼哥X9”为代表的唐俊个人微博及大唐农场关联微博粉丝数目前已超过万人。

吉林省昌睿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卜睿说，她现在的绿色猪肉、绿色鸡肉都是网络销售，尤其是通过微信，朋友们互相介绍，帮忙推销。

“野地里的辛巴”认为，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新农人，得益于互联网的开放和渗透。新媒体已经成为新农人生活中密不可分的重要媒介，农业圈的圈子文化在逐渐向产业外扩散。正是由于互联网的赋能，新农人具备了直接对接市场的能力，从而改变了以前农民信息能力薄弱的状况，从产业链的末端开始走向前台。以淘宝网等为代表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和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社交平台，都成为新农人的主要经营平台和重要互联网阵地。

今年48岁的赵辉学的是信息技术，最开始从事的是网络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我最初做的就是农业信息网站，像大田种植病虫防疫、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有农民跑到公司来询问一些情况，我一时也回答不了。”于是，他联合农委及电信部门开通了“吉林省12316新农村热线服务平台”，现有专家600余位，每天互动答疑农民的各类问题。6年来，电话答疑累计1200多万个，帮助农民节本增收80多亿元。

“在与农民打交道的过程中，光给他们信息不够，还得帮助他们解决买难和卖难的问题。”赵辉开始借船出海，他与阿里巴巴合作，推动电商发展，扩大吉林产品销售。据淘宝网吉林大米馆统计，自去年4月8日吉林大米馆上线以来，成交笔数6.8万单，共销售大米510吨，销量居全网大米之首。

“这群人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相对传统老农民，他们骨子里根植着互联网基因，他们善用微博、微信、SNS社区、社交媒体等各类互联网工具和媒介，用来学习、交流、建圈子，甚至搭建网络平台服务、销售各地特色农产品。”农业部市场经济与信息司司长张合成表示。

张合成说，今天的新农人多数跨界而来，决定了他们的视野和事业方向多数聚焦在营销和流通层面，只有少数新农人亲自涉入种植和养殖环节。也正是跨界带来了不同的视角，近年来的农产品销售事件，其中不少都展示出新农人的新营销思维。

自组织性

“新农人单个是一只只不起眼的小蚂蚁，要实现我们的价值和使命，唯有团结起来组成蚂蚁军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共同发展。”全球安全食品联盟发起人武英说。

在浙江松阳县枫坪乡沿坑岭头村，生长着182棵百年树龄的野生柿子树，当地人称作“金枣柿”。每年10月底的收获季节,村民往往凌晨3点多就起床,挑着两担沉甸甸的柿干,走上5个多小时到县城挨家挨户兜售,有时还得在城里住一个晚上才能卖完。

2013年,在一个名为“自然造物”的民间组织推动下，村里的柿干销售一空,并且卖出了好价钱。这家民间组织走访农户,对金枣柿进行溯源、创意和推广。他们从收购来的1万斤柿子甄选出1500斤投放市场，并严格把控品质、包装和物流。终于，一款名为“善果”的天然柿子干成为网上的热销单品。

“新农业的产业链是不健全的，需要一个组织。‘新农堂’就是这样一个促进新农人连接沟通的平台，让每个单体弱小的新农人找到存在感，用小伙伴的力量武装起来。”“农青F4”成员之一钟文彬说。在钟文彬看来，每一个新农人都像是一个孤岛，这个时候，需要有股力量让大家抱团取暖。

2013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长沙等地纷纷组织新农人的线下聚会，一些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及新农人代表四处为新农人奔走呼吁，全国各地的80后甚至90后农业从业者，都称呼自己为新农人。

以分享、抱团为特征的自组织性，是网商群体的独特特征，也是新农人的重要基因之一。阿里研究院指出，新农人和热心新农人事业的各界人士通过自组织，已经搭建起一些旨在为新农人交流互助、资源对接的平台，如新农人联盟、新农人联合会、农禾之家等。

基于这些平台，新农人在价值链不同环节之间的协作不断深化，不同新农人在生产、销售、营销、服务等不同环节具有各自的优势，通过自组织的平台组织，新农人可以找到广泛的合作伙伴，把握住更多新的商业机会，从而使得整个价值网络获得多赢。

新农人方兴未艾，其发展过程也遇到一些瓶颈和苦恼。半月谈调研小分队发现，从新农人自身来看，不少人热情有余、历练不足，对市场风险防控不够;缺少相关技术和人才支撑;与本土农民在观念融合、利益共享方面存在一定矛盾与冲突。从政府支持来看，在土地供应、税收减免、融资、补贴、农业保险、培训等相关配套扶持政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亟待加大力度。

挑战新农人：市场历练和团队培养

“农业是一个相对特殊的行业，没点理想主义干不成事情，理想和责任过重又有点超越现实。”新农人联盟发起人“野地里的辛巴”表示，“虽然现在农业很热，一群人已经进入这个行业，但要冷静看待市场，把握节奏深耕下去。”

在重庆市彭水县联乡，新农人何世素在城市积累了一大笔资产后，携资1000多万元，流转近3000亩土地种植玉米、高粱。对于何世素搞起的大项目，彭水县农委主任罗远江并不看好，原因有二：一是选址不科学，二是基础设施严重不匹配，导致种粮成本高企。

据何世素介绍，她投资修了18公里通村道路，为了给土地施肥，还从河北拉了一车皮50吨的干鸡粪、有机肥。购买农机、拉电、通水、修建配套生产库房、管理用房的花费就超过1000万元。

在罗远江看来，不少对农村、农业并不熟悉的新农人，有时候仅凭对土地的一腔热情，把农业投资项目看得太简单，缺乏成本控制、风险防范的有效手段，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既伤己又伤人。

海南新农人吴家元说，很多人搞现代农业容易理想化，认为自己只要付出辛劳就一定获得回报。但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只要有一个环节考虑不周，就会功亏一篑。

湖南新农人胡娟举例说，2012年底，她的养鹅事业蒸蒸日上，但没有考虑到岛上环境潮湿，养殖环境发生了变化。头一年，养殖环境相对干净，病菌较少，后来养得越久，潮湿环境下病菌越积累越多，导致疫情发生。年底死了1/3的鹅，请来畜牧水产局的专家，也来不及挽救。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郝东云认为，投入新农村建设仅有热情和资金是不够的，否则就会变成个无底洞。他接触过不少新农人，把热情和金钱投进去，不仅血本无归，甚至众叛亲离。“农村甚至成了他的伤心地。”

人才培养难，也对新农人构成巨大挑战。“村里种菜的，数我年纪最小，可我都过50岁了。”北京市通州区菜农郎广山告诉半月谈记者，赔钱的现实让菜农越来越少。“种地的人本身就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年轻人很难找，在种地人里面，有过有机蔬菜种植经验的人更少。农家肥怎么用、怎么发酵，使化肥的人不知道这个。”

“分享收获”农场主石嫣说，现在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农民会种菜。“我当初找人种菜，跟人家说，不用化肥、不用药、也不用激素，他们直摇脑袋说‘不会种，你这是说着玩吧’。现在我雇的人，也是经过一年的培训，再加上给他们做工作，才让他们思路转变的。”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吴文良说，未来的农业企业都是专业化的公司，从投资的角度看，未来的农业人才也必须是复合型人才，不光需要懂得农业技术，还要懂市场，会用现代营销思维解决问题。

对于新加入农业的年轻人来说，选择农业就等于选择了辛苦的坚守。“别的姑且不论，能坚持下来就不容易。”北京蔬菜病虫防治“飞虎队”队长郑翔说，由于人员紧缺，这两天他又在中华英才、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等网站上广发纳贤帖。“队里先后走了20多人，流动速度明显加快了。”郑翔很无奈，“很多优秀队员迫于压力，不得不离开这份他们觉得很有成就感的工作。”

最小的90后队员刘艳飞加入“飞虎队”时间并不长。在他看来，虽然收入低一些，可是能学到真本事。然而理想的丰满抵不过现实的骨感，眼下面临结婚组建小家庭的生活压力，小伙子开始犹豫，自己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水土不服：利益、观念冲突需要磨合

“故乡，意味着跟你打交道的都是叔伯邻里，都是看着你长大的长辈。回到自己的家乡做农业更难，有太多的情感、太多的矛盾在其中。”“农青F4”成员之一陈统奎说，他采用市面上最高的收购价格，与签订收购合同的荔枝农“约法三章”：不能使用除草剂，不能使用化肥，低毒低度使用农药，并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最终做到不使用农药。有邻居偷偷使用了化肥，结果自然是拒收。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至今留有心结。

另一个合作的农户，希望陈统奎包销他全部荔枝。“做不到就乱发脾气，到村口跳起来骂，说大学生回来是骗人的，熟了的荔枝不要，要的时候荔枝又没熟。”陈统奎说，“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会不适应，但的确有些委屈。”但是，他还是愿意帮助农户坚守更耗时耗力的传统生产模式，重建用户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

类似的矛盾与冲突，海南新农人吴家元也曾碰到过。他告诉记者，初返农村时，发现老一辈农民和自己的观念格格不入。“比如种植蔬菜品种的问题，头一年种植亏本的品种，下一年绝对没人敢种。当时自己提出，头一年亏损了，下一年看清市场形势再种，说不定会大赚，但是很少有人响应，甚至有人讥讽说，‘亏本的风险你来承担吗?’好在现在农业合作组织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村能人可以准确研判市场，但要改变老农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观念，非常艰难。”

湖南益阳市资阳区流源桥村的大学生村官赵元剑亦有同感。他说：“看到村里学校很破旧，我建议重新修缮下学校，毕竟教育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但村里人认为‘要想富，先修路’，所以后来还是先修了路。”

在广东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镇周田村，有个四季分享农场，负责人张和平曾做过公务员，也曾下海经商。一天，他到田间地头走访。“不走不知道，一走吓一跳!”他发现，农民们早已习惯了喷洒农药杀虫，还用洗衣粉浇菜，他的岳母甚至还“提点”他，“用洗衣粉浇的菜不但长得绿油油的，还不长虫!”

“很多农民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种植方法，竟然还不知道农药会对人体产生毒害，无知无畏地种植。”从此，张和平决定弃商从农，摸索有机农业。

在石嫣看来，提高农民收入、建立农户对于CSA模式的信任是关键。“其实农户做有机农业的意愿还是很强的，只是因为他们受市场和天气的影响太大了，承担了太多风险，所以很多时候都尽可能多地使用农药和化肥来保障自己收入，而CSA互助模式能让农民得到稳定的收入。”

通州农民郎广山是石嫣的合作伙伴之一。农场每卖出1斤菜，郎广山能分得5.8元，每个月包销8000斤菜，刨去农资成本，他1年至少能有20多万元收入。“要除虫，就要打农药;要让蔬菜长得快，就要施化肥，20多年来大家都一直这样干。”郎广山说，“但现在我种菜园子，再也不这么干了。”

长期关注新农人现象的四川省农村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助理刘毅表示，新农人具备新理念、新思维、新技术，但是要改变农村、改造农民绝非易事，需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以先进的理念带动、影响、沟通、交流，并进行科学有效的培训和指导，才会促使更多老农人转变为新农人。

政策支持体系亟待覆盖新农人群体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曾对新农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显示，在一些地方，新农人很少有获得政府资金和政策扶持的，在培训产品认证、品牌建设等方面也很少得到支持。他呼吁，国家应设立“生态(有机)农业国家奖”，政府尤其是县级以下政府要特别重视新农人的作用，把其行动纳入国家生态农业建设和发展的整体行动中，容许他们承担政府相关生态农业项目，让其享受到针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经营主体的政策优惠等。

曾经从事IT行业的高红伟2012年起在北京市通州区投资开办了农场“菜农人家”，他目前最担心的是“被拆迁”。北京的耕地越来越少，每天都有风险，不知道哪天就被占了。“发展有机农业需要长期租用一块土地，因为农场的土地都用有机肥，这样的土地越养越肥。我们好不容易把土地养肥了，政府一拆迁或者农民毁约，几年的心血和投资就全泡汤了。”

缺地是许多试图扩展经营规模的新农人面临的一大难题。浙江慈溪市宗汉庆丰蔬菜农场负责人朱月芳经营着600多亩土地，本想扩大经营规模的他遭遇“当头棒喝”，当初流转土地的20多家农户想收回土地自己种。“我一家一家做工作，有一户人家去了8趟，但他还是极力要收回。”朱月芳说。

北京绿蜻蜓家庭农场创始人周建军表示，现在政府补贴只是针对农产品，而绿蜻蜓家庭农场现今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推广“租地种地”的体验农业，不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政策扶持。

大学生村官赵元剑创业享受过一些优惠政策，但到各职能部门办手续、去银行申请贷款等过程中，赵元剑没少碰钉子。“很多政策比较虚，希望这种扶持政策能更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现在从银行贷款没有抵押物不行，小额贷款又难以满足资金需要。”新农人程利岳说，自己的杨梅基地需要500万元贷款，就是申请不到。“我们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杨梅保鲜技术，但是，我们这个小企业要做大，急缺资金。”

海南省农业厅信息中心主任林春坦言，现在各地对于不断增加的新农人缺少政策扶持，把他们当作创业者看待，但农业的特殊性又让一般的创业扶持政策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融资抵押贷款、农村物流体系建设等。

“农业保险赔付额度过低，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承担能力较脆弱。”湖南衡阳县新农人颜卫杰积极性受挫。他认为，应当结合当前农村用工实际，适当放开工伤保险的年龄限制范围。“农业生产招工困难，农民过了60岁，照样要挣钱，体力上也有这个条件。但是按我国工伤保险的投保规定，要求投保人不能超过60岁，这样的话，这些60岁以上的农民一旦受伤，就必须由用工者自掏腰包。”

2015年2月1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方式”;“完善对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的支持服务体系”。中央一号文件还强调，要支持电商、物流、商贸、金融等企业参与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这对于新农人的发展来说是利好消息。”阿里研究院高级专家陈亮、张瑞东等人认为，新农人成长需要大力扶持，政府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明确出台支持政策，但是对新农人群体尚未有明确政策。新农人和新型职业农民既有重合之处，也有明显区别。比如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应该在坚持公平的前提下，对新农人群体给予必要的创业激励，包括对农产品卖家、农村卖家给予更多的培训支持，将其作为小微企业的重点群体进行扶持。

“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继续加大投入，建设农业信息网络，搭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同时要加大对农民的电子商务培训力度，让传统农民、职业农民与新农人尽快‘链接’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现代农业。”山东财经大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蔚建议。

农业部市场经济与信息司司长张合成曾多次参与举办和筹划各地新农人互助沙龙，他充满激情地展望新农人的明天：“新农人是一群重信息、重资源、重互利、重创新的农业爱好者、投资者、服务者，是时尚农民。我之所以倡导并推崇新农人，缘于当今社会每一位新农人都是一枚坚挺的良币，我们需要主动发现和推崇这些良币，最终希望以点带面推进中国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农业现代化。”

追梦田园，深耕蓝海。新农人，一路拓荒，一路走好!

(半月谈新农人调研小分队 参与调研记者：李松、毛伟豪、张颖、王政、周楠、胡旭、肖思思、夏冠男、张志龙、刘巍巍、曹玲娟、吉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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